他认为，支持全球化的最强大驱动力之一是依赖长期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的生产模型的脆弱性，这些脆弱性在牺牲短期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牺牲了稳健性和灵活性。由于许多公司和行业都依赖遥远的供应商，而且缺乏其他选择，因此，除非所有部分都能做到，否则这样的价值链中的任何部分都无法发挥作用。正如COVID-19危机所显示的那样，人们永远不知道零件何时会停止运转。

他说，对于中国这个全球供应链中心而言，尤其如此。该国是广泛的共同消费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脑、家居用品和全球最大的活性药物成分供应商，因此，影响那里生产的危机可能会扰乱全世界的医疗供应。

幸运的是，中国似乎已经控制了冠状病毒，并且该国的经济活动已恢复正常，因此这种破坏受到了限制。但是，不能保证下一次中断不会更严重或更长时间。

这种破坏可能以另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或自然灾害的形式出现。但这也可能是一个政治决定–政治学家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L. Newman）称之为“武器化的相互依存”。

甚至在大流行之前，这就是一种担心的来源，当时美国以国家安全考虑来阻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入其市场并限制其对美国技术和供应商的合作。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在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降低触发限制的门槛，增加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数量，并努力将这些地区的生产转移回到国内。

许多气候活动家也呼吁更多的本地生产。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2012年全球航运业排放了7.96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当年人为CO ₂排放总量的2.2％。缩短货物运输的距离将推动世界减排目标的实现。但是要花多少钱呢？

防止“碳泄漏”的努力（当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实施了强有力的减排措施的国家（例如碳价格，上限和交易机制或严格的法规）的国家时）也将意味着全球化。一些人已经倡导碳边界税来阻止这种现象，这种方法将加强对本地生产的激励。

所有这些表明，某种程度上的去全球化，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重点是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但是，此过程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包括生产成本飞涨，地缘政治冲突。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各国试图使供应链多样化并在其中建立更多的冗余，生产成本将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增加。对于非常大的经济体来说，承担其生产多样化的成本可能并不困难。但是中小型经济体会发现成本过高。试图储存重要物品供应的国家也将遇到成本限制。

气候问题和碳边界税可能会加剧报复周期并加剧国际贸易压力，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同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减少贸易和外国投资实际上可能会加剧政治紧张局势，并且通过刺激报复周期，使经济处于螺旋式下降状态。

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两个大型，多元化集团的出现可以减少全球化的一些经济成本。但这也会破坏大多数国家的代理机构（它们不得不选择一方），进一步将全球经济政治化，并侵蚀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此外，通过巩固长期动荡的竞争，这将对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增加由欧洲联盟和其他面向合作的经济体组成的第三集团并不能弥补这些不利因素。

更好的方法将基于有效形式的多边和全球合作。例如，为了确保有足够的大流行防备，世界应建立一个更具雄心的共享预警系统，并同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下，在区域中心储存医疗设备，并制定成本分摊政策和灵活的部署计划。同样，应商定（并不断更新）快速疫苗开发和生产能力的协议和资金。这将使世界在管理大规模疾病暴发方面比在每个国家都采取更坚实的基础。

在国家安全领域，各国应共同努力，为网络空间，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领域开发实质上是“军备控制条约”。此类协议应防止进行新技术武器化的危险竞赛，同时应鼓励能促进人类福祉和安全的创新。

在气候变化方面，需要更雄心勃勃的政策来实现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全球目标（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所规定的目标）。仅仅声明意图和同伴压力是不够的。碳边界税是国际商定框架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对欠发达国家的财政支持，它可以在不采取特别措施的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大大加快进展。

世界银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最近关切地宣布：“ COVID-19是全球化棺材中的最后钉子” 。但是，一些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灾难。通过有效的，新的全球合作，可以限制成本，并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收益（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建立新的多边主义并非易事。这甚至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无视合作。但是美国新政府最终将出现。无论如何，考虑到替代方案的风险，不尝试是不可行的。

（科马尔·德维斯（KemalDerviş）是土耳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署长。2005年，他在《展望》和《外交政策》杂志的“公众知识分子百强投票”中排名第67位。）